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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浩然    信息来源:ayyz    点击数:3018    更新时间:2010-8-23

我在母校度过了六年中学生生活。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的四分之一时间是在这里消逝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对我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母校的严格要求,师长忘我的敬业精神,对学生的高度责任心以及慈母般的谆谆教诲,铭刻在我的心里。许多往事难以忘却,略记如下。

多彩的中学生生活  我们这届初中招了6个班、330多名学生,是解放后七年来招生最多的一届,也是母校从全县范围内招录初中学生的最后一届。因为1957年秋重石初中成立,版石以北的学生即在重石初中就读了。我从百里之外的小山沟来到县城,进入当时安远县最高学府学习、生活,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但入校后,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鲜。报名就是一桩麻烦事。“八一”堂右边的窗口是报到、缴费处,窗前人山人海,站满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秩序较乱,我足足守候了一天半,才报了名,交了各种费用,注了册,成了名符其实的初中生了。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校、处领导讲话,全面介绍学校的情况,并对师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新、老教师和新、老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表决心。班主任老师接着召开班会,像母亲教自己的孩子一样,教大家如何听课、上自习课,如何做作业;指导大家怎样处理生活上的问题,如怎样洗衣服、吃饭和节约用钱等等;还指定了临时班干部来协助老师管理全班事务。老师还要求同学之间开展交朋友的活动,相互多沟通、多交流,以消除孤独感。经过一些时日的磨合和训练,我也逐步适应了中学的学习环境,找寻到了一些学习方法。逐渐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学习是很有兴味的。

在母校的每一天都是紧张、有序的。在秋、春两季,一般早晨5时半打铃起床,夏季时节5时起床,冬季则6时起床。起床铃响后,同学们迅速起床,多数人是木拖鞋一扔,赤着脚奔向大操场(中山公园),在约定的地点,以班为单位排好队伍,由体育委员带着队伍跑步。班主任也早早来到操场,跟在本班队伍后跑。高年级同学还会沿着解放路、中山街、东门路、太平路跑一趟。跑几圈以后,体育委员领导大家做早操,或分组打打球、做做游戏。在县城家里居住的同学也必须按时参加早锻炼活动。早操队伍解散之后,同学们各自回寝室漱洗。接着是上一节早自习课(夏令时也会安排两节自习课)。早餐后上四节文化课,中间有20分钟的课间操时间。中餐后午睡1个半小时。下午上两节文化课和一节课外活动。学校规定课外活动时间除特殊情况外,师生每人都得参加。各班分成若干小组进行活动。有的打篮球,有的跳高、跳远,有的投手榴弹,还有的爬山……。整个大操场上都是活蹦乱跳的学生,呼喊声、脚步声、拍球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蔚为壮观。晚上上两节自习课,七点上课,九点钟下课。九点半钟熄灯就寝。上早晚自习课不仅班主任、任课教师下班督察辅导,而且学校安排的值周教师和学生会干部也到教学楼周围进行巡查。第二天早上学生会主办的《黑板报》就会对头天各班级学习、生活纪律,教室、寝室卫生等情况进行点评,好的予以表扬,差的就受批评。

学校文体活动简单而活跃。看电影是主要的文娱活动了。学生每学期交0.30.5元钱电影费。每两周看一次电影。全校师生排队前往县人民礼堂观看。有时天气好,也会安排在校内大榕树下观看。一学期交0.30.5元钱看10多场电影够便宜的了。除此之外,学生会每学期还会举办一至二次文娱晚会。演出的节目主要有舞蹈、诗朗诵、二胡、手风琴独奏、独幕话剧等。这些节目多半是高年级同学老师主演。记得欧阳颐老师导演的大型话剧《祥林嫂》的演出获得了成功。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大多是57届初中校友。其中扮演剧中“卫癞子”的是卢凤玲同学,他的演技独特,把“卫癞子”演活了,至今我还有很深的印象。1957年冬,校团总支还策划了一次篝火晚会,地点设在中山公园(大操场上)。晚会主要节目是讲故事。各团支部发动团员、青年检了很多柴火,堆放在场地中央。天色暗下即点燃柴火。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个天空。师生们围坐在篝火周围。故事主讲人是58届(1)班初中校友陈秋仁同学。他是安远镇岗老围人氏。他讲的故事内容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他家乡镇岗“尊山围”军民英勇抗击广东军阀进攻的真实事情。陈秋仁化装成头发、胡子花白的农村老太爷,向他的“后辈”们讲述二百多军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守阵地三个多月,最后弹尽粮绝,全部牺牲的英雄事迹。陈秋仁语言生动,表情丰富,讲到激动时眉飞色舞,讲到悲壮时,泣不成声。故事跌宕起伏,深深吸引和打动了师生心。他的生动讲述博得了全场师生热烈的掌声。秋末冬初的一天,学校还在大嵊脑(现在青少年活动中心背后)搞了一次军事体育活动。这是一块很宽阔的地方,有大树、小灌木丛、草丛,其间有许多峰回路转的小道,很适宜“打仗”。这次活动的总策划、总指挥是多才多艺的欧阳颐老师,参与组织的还有体育教研组的老师们。老师把参加活动的一百多名学生分为红军、蓝军两支队伍,互为“敌人”。两军均设有总司令和军、师、团、营、连、排、班长及战士职务,各人的职务严格保密。凡参“战”官兵每人发给五个小石灰包,作为进攻的“子弹”。身上挨到石灰包打了的,就算“牺牲”了,不能继续“作战”了。哪一方的总司令被石灰包“打中”了,就算全军覆没,整个战斗就结束了。我是被内定的红军的总司令,身边派了两个卫兵保护我。战斗开始不久,我在山间行进中遇到了“敌人”,“敌人”眼急手快,看到我就迅即把石灰包打了过来,按规定我就“牺牲”了。但我很“顽强”,快速进行反击,也把对方打中了。双方争执起来了,我说是我先打倒他,对方说是他先打倒了我,双方僵持不下。这时纠察队(裁判员)来了进行仲裁,听了双方的说词,无法裁定。战争仍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最后哪一方胜了,我也记不得了。

整洁的校园靠师生双手创造。为了师生的健康,学校对环境卫生有严格的要求。寝室和教室每天由学生轮流打扫。凡轮到打扫环境卫生的同学,不必参加上早操。打扫寝室的同学还要负责打好全室同学的洗脸水。公共场所划分了卫生责任区,每周进行一次大扫除。每次扫完之后,学生会组织检查评比,优胜者发给流动红旗。每逢重大节目,学校停课大扫除,室内室外,每个旮旯都必须搞得干干净净,以迎接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检查。记得我们班住在真君庙大殿那会儿,搞卫生也搞出花样来了。大殿屋穹离地面有七、八米之高。因年载久远,屋樑上积满了灰尘,是一个卫生“死角。但这没难倒大家。起先,班主任何老师从学校借来两把高压水枪,让同学不停地把水打上去冲洗。但是屋樑上端平面的灰尘,水枪无法射中,厚厚的一层灰尘依然纹丝不动地粘在那里。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比较悬乎的方法:把长楼梯的下端架在架子床上层的床板上,上端靠屋樑上,人爬上楼梯去打扫。谁去呢?胆大勇敢、灵活的班长陈和财同学第一个报名,要求去完成任务。老师批准了陈和财的要求。只见他一手拿竹扫一手扶楼梯,一步一步爬了上去,用竹扫扫了起来。但是,灰尘粘得很牢固,竹扫无法清除它。无奈陈和财只好下来,拿着田刨再上去。陈和财跨樑而坐,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把灰尘一铲一铲铲下来。他足足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百年积蓄灰尘铲光了.毕竟是高空作业,陈和财同学下来已是汗流夹背了。

那个时候,凡是被录取到中学读书的农村学生均转为城镇户口,吃商品粮。三年经济困难之前,学生吃饭不定量,每餐吃多少米由学生自己报。饭量大的同学每餐报8两(十六两秤),饭量中等的报6-7两,饭量小的报5两。我报每餐吃5两。学校膳食会按照自报饭量大小编桌位,吃8两和吃8两的,吃6两和吃6两的,吃5两和吃5两的,分别编桌位,一般8人为一桌。开始一桌一大钵饭和一大钵菜,吃饭前由学生轮流分到自己的碗里,实行分餐制。这种办法久而久之了存在弊病,就是如分饭不均匀常会引起纠纷。尤其是高年级个别同学会欺侮低年级同学,分饭分菜时会少分给低年级同学。后来膳食会添置了大量的小饭钵编好号实行一人一钵,分饭不均的矛盾就解决了。但菜还是一桌一大钵,由大家去分。每天三餐都吃干饭。早晨这餐简单,咸萝卜干或酸杂菜拌饭,中、晚菜比较好,菜中放了不少肉。像我每餐吃5两米的,一个月伙食费只须5元多,一学期有26元就够了。有一部份同学为节省资金,不在学校集体食堂用餐,从学校伙食部领取粮劵到米厂买米,从老家自带干菜,到县城居民家里搭膳。每月向房东交一定的搭膳费,交多少双方议定。房东负责给学生煮“饭苞饭”(用草席编织的袋子,里面装上米,用竹夹子扎紧袋口,放到锅里煮。煮出的饭很香)和热菜。1960年国家粮食紧缺,严格实行口粮定量制,那年学生定量为26斤、24斤、22斤三个等级。教师定量比学生低,我记得是每月21斤。居民每月18斤。1961年学生定量标准提高,高中生每月32斤,初中生每月30斤。1962秋季招的农村学生不转农村户口,取消商品粮供应,只好自带干粮来求学了。

迎战大“流感” 1957年春末,一场未曾预见到的“流行性感冒”迅猛袭来,令人们恐惧不已,几乎束手无策。这年四月中旬,农村籍学生刚刚放农忙假从家里回到学校上课,大“流感”发生了。几天之内病倒了上百号人。学校当即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让未病倒的学生放假回家休息;二是把已经病了的学生实行隔离治疗。总务处很快在两层教学楼的东侧空地上和葡萄架下搭起了简易棚,把病人迁入棚内观察治疗。我也是感染者之一,病情比较重,连续几天粒米未进,头痛难忍,高烧连续,头重脚轻,摇摇晃晃,我以为这下子可能要见阎王了。当时,大“流感”已经在全县广泛流行,患者数以万计。医务人员奇缺。唯有一所县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已分派到各乡镇去指导抗大“流感”,根本无遐顾及我们学校了。学校只有依靠校医务室的医师和留校的老师共同担负起治疗病人的重任。校医务室的龚隆彩医师是一名转业军人,在这场突而其来的灾难面前,表现出超人的毅力和忘我的工作热情。他忙这忙那,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穿梭往返在各病房里,为患者量体温,测血压,打针喂药。医师还自己配置了中草药方子,熬成汤水送给病号当茶饮,以弥补主治药物之不足。老师分成若干组,轮流在多病房值班,随时掌握病人病情发展情况。学校领导每天三番五次深入到病房看望病人,发现问题,马上研究处理。经过一周的治疗,大“流感”的势头得到了控制,病人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到了第五天,我也好多了,开始能进食了。不过这一病,元气大伤了。两周后,病人基本治癒了,回农村老家的同学陆续返校了,肆虐一时的大“流感”被我们降服了。校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  1960年是我们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大家的思想准备不足。上一年大家都敞开肚皮吃饭、吃肉,怎么一下子就物资奇缺,连饭都吃不饱了呢?师生们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学校的稳定,增强师生克服困难的信心,校领导审时度势,特别邀请了安远籍在广州市税务局工作、离岗回安远休养的红军老干黄松林同志来校做报告。黄松林同志住在原检察院(现欣山镇政府机关)临街的一幢房子里。印象中是和黄啟善校长、陈百灵老师邻居。考虑到黄松林同志的身体情况,商定请他做三场报告,每星期讲一次。记得那天上午,简易主席台设在“八一”堂门口,师生们早早端坐在大榕树下,面朝着“八一”堂大楼。当黄老干部在黄啟善校长陪同下出现在校园时,全体师生热烈鼓掌欢迎,“向老红军学习”,“向老红军致敬”的口号声响彻校园上空。黄松林老干部中等身材,身体微胖,操一口带有安远新田(现三百山镇)和广东白话腔味的普通话。他很谦虚,开场白就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怕讲不好对不住大家。还特意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佬讲普通话。我南腔北调,普通话讲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他的一句话引来师生的热烈掌声和笑声,会场活跃起来了,台上台下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黄老干的三场报告,生动地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苏区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场面,和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开始长征的惨烈情况,以及遵义会议后的红军突破乌江,抢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翻越夹金山,走过茫茫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顺利到达陕北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黄老干的每次报告都博得师生不断的掌声。红军不怕艰难险阻,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了全校师生战胜饥荒,度过难关的强大精神食粮,为学校顺利度过三年经济困难,并夺取教育教学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母校高考连获丰收的奥秘  母校高中部初创阶段,就师资、教学设备讲是处于劣势的。以文凭论,1958年秋季高中开办时,拥有本科文凭的,只有北京俄语学院毕业的邱缅祖老师一人,且他头上还戴有政治帽子;到1961年秋,增加了从江西师院数学系毕业的何根荣老师。还有六七名大专毕业和江西教育学院、赣南师专进修回来的老师。其他的为中师毕业生。教学设备少得可怜,实验室空空如也,物理教具是老师自制的简易教具;化学实验也只有一些酒精、酸、碱试剂而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母校高考取得了令人难于置信的成绩。首届高中毕业生高考一炮打响,72人参加高考,有7人被保送到军事院校深造;有40余人被录取到大专以上院校学习。第二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时,正逢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量高校下马或停止招生,全国招生人数比上年削减了一半。这届学生55人参加高考,被录取了13人。绝对数比上年少了四分之三,但在录取比例上,全区排第三位。这年冬天,地区文教处还派员到母校总结教学经验。母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条件都不占优势,而且是初办高中,又遇上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取得不斐的成绩?其奥秘何在?我分析,最主要的因素是:

第一,有一个以黄啟善校长为核心的坚强领导班子。黄校长本人是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进入南昌“八一革大”学习,经短期培训和审查后,南下分配到安远县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从党委机关调入安远中学任校长。应该说,他没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而且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近千度的近视眼,瘦弱的身躯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六月天他还要穿毛背心,成为学校的一道独特奇观。但是,黄校长意志坚强,事业心责任心很强,热爱教育工作,以校为家。平时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他经常深入学生教室、寝室,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要求,适时为学校提出相适应教育措施。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周末参加学生的大扫除;周日和师生一道上山砍柴伙。每逢周二、五下午劳动日,他和师生一起除草、松土。我还亲眼看见过他挑一担大粪水到农场。对教师爱护备至,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老师病了,亲自看望慰问。年青教师的婚姻大事,他也热心拉理,曾为几位教师当红娘牵线搭桥。邱缅祖老师在上大学时被错带上政治帽子,思想压力不小。黄校长没有把他当“外”人,关心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老师没有辜负期望,大胆工作,潜心钻研教学业务,他在俄语教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受到广大学生的尊敬。他患上肝炎病症后,黄校长还推荐他上江西庐山疗养院疗养治疗。黄校长十分重视教学工作。他经常深入课堂和教研组,听教师讲课,老师一道研究解决教学上的问题。学校另一位主要领导谢惠吾同志,在高中初办时已经担任了副校长职务。他熟悉学校教育工作,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学校管理工作经验。他记忆力强,口才好,表达能力强,还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和漂亮的文章。他分管学生思想教育和教学工作,全身心投入,协助黄啟善校长抓学校工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谢惠吾校长不幸患上了肺结核病。在物资奇缺和医疗条件极差的时候,患上这样的疾病不能不说是致命的。但谢副校长坚强面对,一方面利用有限的条件治疗疾病,调养身体;一方面坚持工作,不下火线,继续奋战在学校工作岗位上。

第二,有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

当时,母校教师队伍的学历虽然不算高。但他们有一颗赤诚的心,无限热爱教育工作,十分负责地关爱自己的学生。他们铆足了一股劲,从不悲观,不泄气,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能攻克教学工作上的“腊子口”!于是,他们夜晚刻苦钻研教材,探究教学方法,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就倾注全力上好每一堂课,做到45分钟内让学生解决问题。他们那种不怕困难、勇闯难关,拼命三郎似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感人的工作镜头时时在我的脑海显现。镜头之一,陈百灵老师胃病发作,不肯休息,带病坚持给我们上几何课。他右手在黑板上书写演算例题,左手捂着自己的上腹部,每隔三、五分钟就要吐一次酸水,让人看了心痛。镜头之二,跃进一幢四间教室隔开三间小房间,分别住着张修彬、叶明文、张志毅三位老师。他们每天挑灯夜战。每当我们睡醒一觉起来解手时,总还看到他们房里亮着小煤油灯。那时定量少,下午五点多钟吃了二两多米饭,备课到深夜时,早已饥肠漉漉了。有时他们只好向伙房购买几斤萝卜之类的蔬菜,生一个炭火小炉子,用糖瓷茶缸当锅,煮一煮充充饥。张志毅老师当时也得了肺结核病,上两个毕业班的政治课,还当了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负荷算是很重的了。这不像拼命三郎吗?镜头之三,有一位诚实的老师给我展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镜头。担任毕业班语文课的林雨新老师认真备课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一天晚上,他在卧室兼办公室里备课,夫人已外出,有病的孩子坐在床上不停地哭喊。老师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只顾自己备课,全然不顾哭得像泪人一样的的孩子。住在他隔壁那位诚实的老师,以为老师夫妇都不在家,就过去看看孩子怎么样了。他过去一看,想不到老师他老人家还正儿八经地在备课呢!那位老师被当时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所以二十多年后,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时,还感慨地说:“换成我也恐怕做不到这样,看到自己的孩子哭喊不停,总会心痛呀!”当年,母校的老师都是这样忘我地工作着,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学生为已任,把饥饿、困难、私利统统丢在一边,全身心扑在人民的教育事业上。

第三,学生勤学苦练。被录取到母校就读的高中的学生,多数来自贫穷的农村,他们的家境很不宽裕,吃苦耐劳是他们的一大特点。这些同学学习目标很明确,立志要通过学习来改变祖国和家乡的面貌,也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活状况。这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动力,推动着他们自觉地学习。“我要学”成了大家一致的行动。大家在学校勤学苦练、锲而不舍。上课时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解,课后刻苦钻研、反复练习,不弄懂、不掌握决不罢休。高中一年级开始学俄语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已是十七、八岁的“高龄”生了,学外语难度是很大的。最明显的问题是舌头僵硬不灵活。比如,俄语字母中的“P”音是舌头颤出来的音,多半同学发不出颤音。这下可把大家难住了。但是,同学们是不服输的,在老师的鼓励下,迎着困难上,苦练再苦练是大家共同的选择的办法。不仅早读课练发音,而且走路、上床入睡前、甚至上厕所时都在练。工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这样的苦练,多数同学在一周内就攻克了发颤音这个难关,一小部分同学也在半月内自如地发出了颤音。我们这些“大龄”学生对学俄语兴趣很浓,为了提高学习水平,在老师指导下,还主动和前苏联学生通信交朋友,从中获益不少。“不耻下问”,也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好方法。不懂装懂是学习的大忌。大家在上课时听不明白的问题就问老师,上自习课时有不懂的,老师在班上辅导就问老现,老师不在,就和同学研究探讨。休息时遇到问题就跑到老师住所请教。64届高中欧阳猷兴同学在高考打了预备铃进考场前,还抓紧时间问问了数学老师一道几何题目。想不到进考场打开试卷,这道题赫然出现在眼前,分值15分。百分制试卷,15分占的份量是十分可观的!参加工作后,他见到这位老师就说:“老师,你那次一点拨,我就从穿草鞋变成穿皮鞋了!”这个故事一时传为佳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学生定量很低,油水少,饥饿时时折磨着大家。这应该说是涉及人们的生存的大问题了。但是,同学们勒紧裤腰带,不动摇,不后退,坚持学习不放松,一心扑在学习上。我们班上的古桂芳、魏盛旺两位同学在1960年上半年最为艰难的时候,不幸被查出患上了肺结核病,不时还吐血。班上同学都为他们担心,怕他们坚持不下去。在饥饿和疾病双重压力下,他们不退缩,振作起精神,继续刻苦攻读。到毕业体检时,发现他们的肺病竟奇迹般地钙化了,治好了!而且古桂芳同学还考上了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正验证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不少同学在高三年级开始,就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抓紧进行复习功课,甚至连学校安排看电影,他们也不动心,躲在教室里看书。这种情景,不禁令人想起一句成语:“只要功夫真,铁杵磨成针”。

正是在这样坚强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被极大地发挥出来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兴趣性、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学校这三股量力拧在一起,劲往一处使,教学质量就自然上去了。我想,这就是母校在当年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教学质量大丰收的奥秘所在。

铭记母校恩师情  在母校六年的学习、生活过程中,老师不仅教给了我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我的进步,我的不断成长都倾注了老师的心血。当我在学习、工作上取得了成绩时,老师就肯定,就表杨;当我有缺点、犯错误时,老师就及时给以教诲。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我不经意地顶撞了某老师,搞得这位老师很不愉快。班主任叶明文老师和黄啟善校长知道以后,分别找我谈话,严肃批评了我的错误,指出了我的行为的严重性和根源。我从他们的教诲中认识到,尊敬长辈,尊重他人的劳动,是一个人最起码应俱备的道德;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是一个人进步的前提条件之一。母校老师还在生活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1960年我的家庭发生些变故,年迈的父母要供我读完高中感到力不从心,有意思要我休学回家务农。叶明文老师获悉后,向校领导汇报了我的情况,学校决定,每月发给4元助学金,这基本解决了我每月的伙食费,为我完成高中学业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在赴信丰县高考路上,由于我的平衡系统不好,晕得像“遭瘟鸡”一样,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呕吐。坐的是闷罐车,二、三十人坐在车箱板上,人挨着人。我一呕吐就会吐到同学身上。老师看到我的样子,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喝水、漱口用的茶盅给我装呕吐物。装满一盅,他就帮我往车外倒一盅,一直忙到信丰县。下车后,连被搞脏了的茶盅还是他自己拿去冲洗的。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很不安。高考前夕填志愿表时,我和赖仁就同学坐在一起,边填表边议论。我说:“像我们山沟沟里的考生、北京、上海的大学就不要填了,填了也考不到。”我话音刚落,不知什么时候从教室后门进来的邱缅祖老师站在我的身边,非常严肃、认真地对我说:“陈浩然,陈浩然!你不要妄自菲薄,小看自己,自己要有点自信力!”我被老师说得脸红起来了。老师的批评,真给了我勇气,我真的填报了上海的院校,结果也真的被录取了。我去大学报到前回到了母校,总务处的唐菊昌会计为我办理了户口、粮油关系迁移手续。当时国家汽油紧缺,安远去赣州的班车很不正常,只有每两天从寻乌路过安远去赣州的一趟班车,而且一票难求。正当我心神不定为此事犯难时,谢惠吾校长知道后,安慰我不要急,他会帮助我解决车票问题。我又惊又喜,校长为我购买车票,实在是担当不起哟!第二天早饭后,谢校长送我到县汽车站,找到了车站负责人胡锦云先生,为我“走后门”买到了一张站票,亲自把我送到车上。这时,我的眼睛模糊了,隐约看见谢校长站在车窗边向我挥手……这一幕,我永远印在脑海里!

我常常想,老师的恩情就像父母的恩情一样,永远都报答不尽,只有永远铭刻在心上!

                                            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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